| 在于2001年4月20日出版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中，同性恋不再被统划为病态。无疑，这对中国人重新审视同性恋这一特定社会现象，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难怪此消息经全国各传媒报道后，一些同性恋网站立即提出了“把4月20日定为中国同性恋日”的建议。 千百年来，同性恋都在“异性恋霸权”之下“偷生”。“同志”们的生存状态如何？心理压力有多大？今天，为什么许多专家发出了“同性恋也是一种权利”的呼声，并认为给同性恋摘掉“精神病”的帽子，是社会的进步、思想的解放？ 这些，就是特别关注同性恋的理由。 尽管同性恋在中国已存在了几千年，不用说载入各种史册的有关“龙阳”、“断袖”和“娈童”之类的故事，甚至在1991年，福建还有一对男同性恋者公开举行民俗婚礼，大宴宾客。而且据青岛医学院张北川教授说，实际上在清朝的时候，那个地方这种民风就很盛。但可以说，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同性恋才越来越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社会现象。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专业的学者，对同性恋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入；社会主流文化（包括“官方”的态度）对同性恋“亚文化”也越来越宽容；而同性恋人群的各类活动，也从“地下”逐渐转到“地上”…… 甩掉“病态”的帽子 1981年，《大众医学》发表张明园介绍《红楼梦》中同性恋现象的文章，认为同性恋是奇异的，是否病态还没有定论。 1982年，世界性学名著《性医学》中文译本出版，书中删除了“同性恋”全章（同时被删去的还有变性欲，换装行为等3章）。有关删去这一章名称的说明，用的是英文——不懂英文的人读了，根本不知删去了什么。 1985年，《祝您健康》发表阮芳赋的《同性恋——一个未解之迷》一文，文章认为同性恋不是疾病，但是属于少数，认为对同性恋的歧视是多数人欺负少数人。同年，阮芳赋主编的《性知识手册》出版，这部后来总计发行量上百万册的科普读物，仍将同性恋视为“一种变态”。 1985年，北京大学心理系主任陈仲庚主编译的大学心理学教科书《变态心理学》，把同性恋明确列为一种不适宜异性恋生活方式时可以选择的替代生活方式。这部书对学术界有重要影响。 1994年，张北川所著47万字的《同性爱》一书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讨论同性恋问题的学术著作，通过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分析，阐释了人类史的发展是朝着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拥有平等权力的方向进步的。 1994年12月，邱仁宗主持的“艾滋病和特殊性问题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发表支持同性恋者的政策建议，送交政府有关部门和立法机构。 1995年，中国文化名人萧乾老人在文汇报（上海版、香港版）发表了对《同性爱》的书评《一个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指出中国对同性恋问题的认识在进步，这种进步标志中国在现代化方面正做出努力。 1995年，社会学家刘达临的《中国当代性文化》（精华本）出版，该书强调了中国有一个人口基数庞大的同性爱人群。 1995年，潘绥铭《中国性现状》出版。潘绥铭对四大城市180余位男同性爱者的调查发现，中国相当一部分男同性爱者很“活跃”，存在着艾滋病在这一人群中大流行的风险。在相近的时间，青年作家方刚的《同性恋在中国》出版。这部纪实文学在大众社会引起了关注。 1997年，邱仁宗《艾滋病、性和伦理学》出版。该书从伦理学角度深入论述了大众社会应当以容纳态度对待同性恋人群的伦理学依据。 1997年秋－1998年初，精神医学专业刊物《精神卫生通讯》就同性恋问题进行了大讨论。有关同性恋道德化、医学化和非道德化、非医学化的不同观点进行了论战。讨论以张北川的长文作为总结，强调了同性恋非道德化、非医学化是当代科学的结论，并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 1997年到1998年，张北川教授对486位男同性恋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25％受到过异性恋者的伤害（包括言语侮辱和殴打等），35％因为社会（包括自己家人在内）对同性恋的认识产生强烈自杀念头，10％有过自杀行为。 1998年，社会学家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出版。这部25万字的著作综合了国内外学界的调查和多种科研结论，并指出中国同性恋者人口数量为3600－4800万。 1998年，以同性恋人群为目标人群的健康干预项目《朋友》于年初开始运作，开展关于同性恋的理解和艾滋病教育活动。 这个项目有近20位不同学科的权威学者和同性恋者直接参与，并在1999年初得到国家明确的道义支持。 1999年，由邱仁宗主持召开了“面对21世纪的女性：女性主义者与女同性爱者的对话”研讨会，表明社会对同性恋问题的关注已明显超越艾滋病防控、心理卫生／精神医学界领域。 1999年底，《朋友》得到了来自科学界的强力支持。包括我国艾滋病防控界首席科学家、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委员会和卫生部艾滋病中心有关负责人、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负责人等在内的多学科学者和官员明确表态支持《朋友》项目的开展。 在于2001年4月20日出版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中，同性恋不再被统划为病态。无疑，这对中国人重新审视同性恋这一特定社会现象，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难怪此消息经全国各传媒报道后，一些同性恋网站立即提出了“把4月20日定为中国同性恋日”的建议。 千百年来，同性恋都在“异性恋霸权”之下“偷生”。“同志”们的生存状态如何？心理压力有多大？今天，为什么许多专家发出了“同性恋也是一种权利”的呼声，并认为给同性恋摘掉“精神病”的帽子，是社会的进步、思想的解放？ 这些，就是特别关注同性恋的理由。 尽管同性恋在中国已存在了几千年，不用说载入各种史册的有关“龙阳”、“断袖”和“娈童”之类的故事，甚至在1991年，福建还有一对男同性恋者公开举行民俗婚礼，大宴宾客。而且据青岛医学院张北川教授说，实际上在清朝的时候，那个地方这种民风就很盛。但可以说，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同性恋才越来越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社会现象。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专业的学者，对同性恋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入；社会主流文化（包括“官方”的态度）对同性恋“亚文化”也越来越宽容；而同性恋人群的各类活动，也从“地下”逐渐转到“地上”…… 甩掉“病态”的帽子 1981年，《大众医学》发表张明园介绍《红楼梦》中同性恋现象的文章，认为同性恋是奇异的，是否病态还没有定论。 1982年，世界性学名著《性医学》中文译本出版，书中删除了“同性恋”全章（同时被删去的还有变性欲，换装行为等3章）。有关删去这一章名称的说明，用的是英文——不懂英文的人读了，根本不知删去了什么。 1985年，《祝您健康》发表阮芳赋的《同性恋——一个未解之迷》一文，文章认为同性恋不是疾病，但是属于少数，认为对同性恋的歧视是多数人欺负少数人。同年，阮芳赋主编的《性知识手册》出版，这部后来总计发行量上百万册的科普读物，仍将同性恋视为“一种变态”。 1985年，北京大学心理系主任陈仲庚主编译的大学心理学教科书《变态心理学》，把同性恋明确列为一种不适宜异性恋生活方式时可以选择的替代生活方式。这部书对学术界有重要影响。 1994年，张北川所著47万字的《同性爱》一书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讨论同性恋问题的学术著作，通过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分析，阐释了人类史的发展是朝着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拥有平等权力的方向进步的。 1994年12月，邱仁宗主持的“艾滋病和特殊性问题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发表支持同性恋者的政策建议，送交政府有关部门和立法机构。 1995年，中国文化名人萧乾老人在文汇报（上海版、香港版）发表了对《同性爱》的书评《一个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指出中国对同性恋问题的认识在进步，这种进步标志中国在现代化方面正做出努力。 1995年，社会学家刘达临的《中国当代性文化》（精华本）出版，该书强调了中国有一个人口基数庞大的同性爱人群。 1995年，潘绥铭《中国性现状》出版。潘绥铭对四大城市180余位男同性爱者的调查发现，中国相当一部分男同性爱者很“活跃”，存在着艾滋病在这一人群中大流行的风险。在相近的时间，青年作家方刚的《同性恋在中国》出版。这部纪实文学在大众社会引起了关注。 1997年，邱仁宗《艾滋病、性和伦理学》出版。该书从伦理学角度深入论述了大众社会应当以容纳态度对待同性恋人群的伦理学依据。 1997年秋－1998年初，精神医学专业刊物《精神卫生通讯》就同性恋问题进行了大讨论。有关同性恋道德化、医学化和非道德化、非医学化的不同观点进行了论战。讨论以张北川的长文作为总结，强调了同性恋非道德化、非医学化是当代科学的结论，并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 1997年到1998年，张北川教授对486位男同性恋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25％受到过异性恋者的伤害（包括言语侮辱和殴打等），35％因为社会（包括自己家人在内）对同性恋的认识产生强烈自杀念头，10％有过自杀行为。 1998年，社会学家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出版。这部25万字的著作综合了国内外学界的调查和多种科研结论，并指出中国同性恋者人口数量为3600－4800万。 1998年，以同性恋人群为目标人群的健康干预项目《朋友》于年初开始运作，开展关于同性恋的理解和艾滋病教育活动。 这个项目有近20位不同学科的权威学者和同性恋者直接参与，并在1999年初得到国家明确的道义支持。 1999年，由邱仁宗主持召开了“面对21世纪的女性：女性主义者与女同性爱者的对话”研讨会，表明社会对同性恋问题的关注已明显超越艾滋病防控、心理卫生／精神医学界领域。 1999年底，
已有 位网友发表高论,点击查看
|
本周点击排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