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和责任之间
我回家了，嘉旭躺在床上，他看我的眼神就像离开母亲很久的孩子，充满渴望和依赖。我照例问他，吃药了吗？今天有没有吐血？头晕不晕？
其实我的腿像灌了铅，我的肩膀仿佛有锥子在敲，浑身都是疼的。白天在超市做完收银工作，晚上还有一份清洁工的工作，我必须做完饭，在半小时内侍候嘉旭吃完，然后马不停蹄地赶往江对面。
嘉旭一边吃饭，一边看着我，他舍不得我离开。他的眼睛里流露着依恋，如果换作别人，也许会感动，可是抱歉，我已经麻木了。我只是催他，你快点吃，吃完我好收拾。
嘉旭患有继发性双肺结核，经常吐血。这种病，通过飞沫也是可以传染的。从今年四月开始，他的生命就时时受到威胁，当他吐第一口血，他慌了，好像天都要塌了，我告诉他，即使天塌了，也有比我们高的人顶着。我还记得他惊慌地抱着我，“老婆，我不想死。我不能死！”
我不知道死亡离我们有多远，我们没有钱继续看病，现在只能用最保守的方法在治疗。
医生没有对嘉旭说过“死”这个字眼，但是我们亲眼在医院里看见类似的病人，躺在苍白的床上，脸色苍白，手指苍白，冰冷得仿佛是一个雕塑。嘉旭怕了。我怕吗？不，如果死亡真的有一天一定会来，为什么不在有生的日子里活得快乐一些？
嘉旭说，自从四月确诊了这个可怕的疾病，他就开始失眠。我说，你知道吗？自从和你在一起，这七年来，我就没有好好睡过觉。和他在一起，就是一种责任，我很累，累得喘不过气来。有时候我甚至期待睡下去，就再也醒不过来。
每天，我都在良心和责任之间徘徊。离开他，也许我有更好的人生；可是跟着他，我才能安心。因为我知道，嘉旭离开了我就活不了。
眼泪无济于事
我认识嘉旭的时候，他带我去他家。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么破旧的家，只能用一个词形容：家徒四壁。他妈妈病倒在床上，还有精神上的障碍。他父亲是个爱打麻将的老人，靠一点农活维持生活。两个姐姐很不争气，在外面只顾自己不回家。嘉旭看着我，他的眼睛在说：我家就是这个情况，你能接受我吗？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起身端起一碗汤，给嘉旭的母亲送过去。也许我是可怜他们，也许是出于本能。我接受了他，尽管我的家庭情况要比他家好得多。至少我的父母有固定的工作，至少我们家不会为吃饭而发愁。
他的家庭是一本苦涩的书，而我呢？我的故事是难以治愈的伤痛。
虽然我的家境还可以，但是我经历了这辈子最苦难的事情，所以在后来的日子面对嘉旭的病情，我不再掉眼泪。眼泪是无济于事的，我学会了在最艰难的时候面对一切，坚持生活。
中专毕业的第一年，我在家乡的一家小公司里做文员。那个夜晚，我值班，几个醉醺醺的人闯进了值班室，抢走了钱，也害了我……那次恶梦过后，我就再也不能做一个完整的女人了---我不能做妈妈了。
这件事在很多眼泪和痛苦之后，牢牢封锁在我的心里，我甚至连父母都没有说。我独自承受最大的打击就够了，没有必要再让爱我的人伤心。
他们说我变了，从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变得心里有事了，固执认真，比如，在认定嘉旭这件事情上。
或许我有些自卑，我觉得和他在一起，我才能放心。我无法做妈妈了，我告诉他这件事情，他认真地说：没关系，我在乎的只是你这个人。
2001年，嘉旭的母亲病逝了。我照顾她到去世，也算是心安。但我没想到，后来，嘉旭也需要我的照顾。
即使他没有生病的时候，我和他在一起也很难开心。嘉旭是个不思进取的男人，相反，我觉得自己像个男人，在外地不停地打工，换工作。而嘉旭偶尔在朋友开的网吧里看场子，赚钱是假，玩电脑倒是真的。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习惯这种角色，我赚钱，每个月打给他，养活他和他的父亲。嘉旭有一点好：脾气好，除了这一点，再没有优点。他依赖我，有时候像个软弱的孩子，让我不忍心走开。我觉得，我走了，他和他爸爸都没着落了。
可当我真的狠心想离开他的时候，他的病又来了。
和重病男友结婚
为了照顾嘉旭和他家，我搬到他家来了。父母知道了，暴跳如雷，他们吼我，坚决反对我和条件那么差的男人交往！一切解释都是无力的，要解释的太多了，可是我一开口，就说不出话来。
离开家的时候，爸爸在背后喊，“走了就和你脱离父女关系！”我连头也没有回。对不起，爸爸妈妈，希望有一天你们能原谅我。
其实我也说不清是什么让我如此固执地要帮嘉旭一家，这早已经超出爱情的范畴，成了义务，当我想走，也走不开了。
2005年夏天，嘉旭和我一起来到武汉打工，我们打算赚几年钱就结婚。可是他身体非常不好，容易疲惫，上了几天班就辞职了。我让他去检查一下身体，结果把他都吓住了：双肺结核，左肺空洞，右肺感染。病情已经有些严重了。
医生说，国家有治疗结核病的免费政策，只需要检查费几百块，就可以拿到药。我们带着药回家休养去了。
但嘉旭的病情不轻，他吃这个药效果不明显，并且副作用也开始加强：肝功能和视力受到了影响，并且开始失眠。
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医院做全面的检查和治疗，可那需要钱，而我们没有钱。我们两个人的开支全靠我一个，因为和家里断绝了关系，我咬牙坚持不要家人一分钱。
打工的生活很辛苦，换过的工作也不计其数，我累到人都麻木了。可是再苦，我的眼眶里也是涩的，我没有那么多眼泪。哭又有什么用呢？如果说当初我还有机会离开嘉旭，那么这个时候我更加无法抛弃他，他是一个病人，我看得出来，他的眼神里已经写满了恐惧。
我恨就恨他不听我的话，烟，照样抽；网，照样上。他什么时候能像个真正的男人，勇敢面对一切，积极地生活呢？
生活有太多的不如意，我还是在2005年的11月对嘉旭说，我们结婚吧。他惊讶地看着我，我明白自己的生活已经和他离不开了。我也想通过结婚鼓励他，对生活充满信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没有浪漫的仪式，没有酒席和彩礼，没有新房……是的，什么都没有，我们去了民政局，拿了证。红色的本子，我结婚了。可我知道，这个本子对于嘉旭来说无比重要。他依赖我，他获得了安全感。
我一直在外地打工，嘉旭在家乡养病。然而今年4月，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丽……我吐血了！”我挂了电话，第一件事情就是给他打钱，“先给医院医疗费，我马上就来！”
我看见嘉旭吐血了，心里一沉，我也看了病历，他的病更严重了。但是我还是对他说，没事的，会好的。
像男人一样去挣扎
医生的意思是让我们立即去武汉正规三甲医院治疗，我们赶到武汉，主治大夫说，最好是切除一个肺，手术后再继续治疗。效果如何现在无法评判，但是手术费和治疗费就要上万。这个数字让我们离开了，钱，成了最大的难题。
嘉旭哭了，“我要活！我还那么年轻！我不想死！”他想抵押房子，但是年迈的父亲住哪呢？他走投无路，他只能靠我。第一次，我向父母低头了，我告诉他们，我已经结婚了，能不能帮忙，我只能看他们的脸色。
爸爸妈妈是无奈和心痛的，他们的态度不再那么尖锐，给了我一些钱，什么话都没说。
就是靠这些钱，我们在宝丰路租了一间很小的房子，从7月一直住到现在。在武汉能保证嘉旭开药和问诊的方便，在我们的偏僻家乡，这些医疗条件都不具备。
手术的钱是远远不够的，只能一边让嘉旭保守治疗着，我一边加紧时间打工。可是生活永远是入不敷出，我赚来的一点钱，很快就用掉了，似乎总是攒不下来。曾经攒的准备结婚的两三万块，也慢慢地用完了……也许熬不过今年，我们就必须回家。
嘉旭很瘦，一米七三的他还不到一百斤，我也瘦，没有超过80斤。他是个病人，他每天在床上辗转难眠，他痛苦，他焦灼，我就守在他身边，陪他睁眼看着天亮。
他时常吐血，鲜红的血让他心惊肉跳，仿佛生命就这样突然地又少了一点。我看在眼里，已经没有感觉。
爱或者恨？早在这七年内全部消磨殆尽。我只是觉得好累好累，肩膀上的担子好重好重。我想睡一觉，永远不用醒来的一觉，那对于我来说，就是解脱。
这么多年来，嘉旭离开我就不能活，我也习惯了像个男人一样去挣扎，去撑起这个家。
有时候，我挺相信命运的。这就是命，如果曾经我不经历那惨痛的黑暗，我也许不会看上嘉旭，如果不和他在一起，他也许没有信心坚持到今天。他是我的劫难，也是我的宿命，我想摆脱，但是摆脱不了。这是义务，我走不开---我的生活如果翻开了新的一页，代价就是他的天塌了。我良心上过不去。
嘉旭的情绪已经开始出现崩溃的状态，他四处求助，他奔走相告，他说要救自己，却常常碰一鼻子灰，垂头丧气地回来。我告诉他：死不可怕，精神的打击才最可怕。即使真的要死了，我们也要以平常心过好每一天，这就是我现在想做的。
但嘉旭的抑郁越来越明显了，我担心他会垮掉，精神比身体要先垮掉。我在尽力，尽我全部的力量帮他，只是因为舍不得，我不能让他就这样倒下。
可是，如果，我是说如果，他离开了我……我有时这样对他说，“那么我就解脱了，你也解脱了。”他把头深深埋在我的肩膀，我怜惜他，感受他眼泪的温度，可我哭不出来。 网友高论,点击查看、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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